红学泰斗周汝昌与叶嘉莹盛赞的顾随：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丛书背后的故事,开封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
栏目：网络营销 发布时间：2025-05-09
顾随（1897-1960），他不仅一生致力于教学，还投身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。他的学生，被誉为红学泰斗的周汝昌，曾这样高度评价他：“他是一位坚守正道的诗人，同时也是 ... 红学泰斗周汝昌与叶嘉莹盛赞的顾随：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丛书背后的故事
顾随（1897-1960），他不仅一生致力于教学，还投身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。他的学生，被誉为红学泰斗的周汝昌，曾这样高度评价他：“他是一位坚守正道的诗人，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深邃的学者，更是一位杰出的大师级哲人巨匠。”叶嘉莹自1942年秋季起，便在辅仁大学国文系二年级时开始跟随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，在六年的学习过程中，她勤奋地记录了将近百万字的听课笔记，正是这些笔记的积累，最终形成了《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》这一套丛书，包括《顾随讲》、《顾随讲》、《顾随讲》、《顾随讲曹操·曹植·陶渊明》、《顾随讲唐宋诗》、《顾随讲宋词》等分册。叶嘉莹曾评价道：“顾先生不仅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，更怀有贯通中西的宽广胸襟。他对诗歌的感悟极为敏锐，理解亦深刻。因此，在授课时，他常常能旁征博引，激情洋溢，展现出一派神采飞扬的风貌。”本篇内容摘自《顾随讲唐宋诗》，原名为《宋诗说略》，该标题由编者所定。
古人常道“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”、“诗歌是用来表达心志的”，因此修习道术的人往往轻视那些学习文学的人（程伊川认为学文学的人是沉迷于玩物而丧失了志向），而专攻诗歌的人又视学道者为虚伪的道学之士——这两种态度如同水火不容，实则都是错误。若道术的起点在于思想，若诗歌的起点在于情感，那么这两者就如同鸟的双翼，缺一不可。世间怎会有思想却缺乏情感的人，或者情感丰富却无思想的人呢？相互轻视正是“我执”的表现，“我执”过于严重。人类既拥有思想和情感，无论这些特质在道德层面还是文学领域展现，都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损害。
修习道术之人，应当以深思熟虑为重，尽量减少情感的干扰，这样看似与诗歌创作有所不同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《论语》开篇便言：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（《学而》）
曰“说”曰“乐”，岂非情感？《论语·雍也》又曰：
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
《论语·述而》则又曰：
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
此即所谓“乐”，若非情感，又是什么？佛经通常以“如是我闻”作为开头，而在结尾部分则常常出现“欢喜奉行”这四个字。无论是人还是非人，不论修行深浅，听者都对之感到愉悦，并愿意遵行。所谓“信”，它代表的是理智，是意志，并非单纯的情感。然而，“信”的根源却来自于“欢喜”，而“欢喜”本身就是一种情感。由此可见，道德修养与情感是密不可分的。
理，亦即哲学或人生观，其根基在于经验与感知。这样的论述方式尚可接受；然而，若其论述趋于传统、说教或批判，则显得不妥。关键在于展现而非仅仅解释。杜甫的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中的第五首诗，便是如此。
浮云连阵没，秋草遍山长。
并非仅仅是阐述道理，其著作所体现的是一种“哀鸣思战斗”的人生态度。在社会中生存的人们，扮演着战士的角色，但他们的生活哲学并非仅仅是教诲或批判。在表达上，他们必须借助景物和情感。由此可以得出，唐代人的说理方式与宋代人有所不同；而且，有些宋代人的说理并不深刻，也不真诚，只是沿袭了传统。
诗人之极致乃成为哲人，而哲人之极致亦为诗人，这表明哲理与诗情在最高层次上达到统一。优秀的诗作蕴含着深刻的哲理，比如魏武、渊明之作，其中“譬如朝露”、“人生几何”等句（出自曹操《短歌行》），宋代诗人作诗时往往侧重于阐述道理，道理虽然可以讲述，但所阐述的道理不可过于浅显；若诗歌严肃且深刻，那么其中完全可以融入道理，阐述哲理，诗情与哲理相得益彰。
人们普遍认为唐诗充满自然之美和真挚情感，而宋诗则显得不够自然，更注重思想表达。若真是如此，为何人们会厚此薄彼？唐诗情感深厚，感知敏锐。提到唐诗，人们首先会想到李白和杜甫，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李白原本是纨绔子弟，行事随意，如云雾般飘忽不定；而老杜则任由情感驱使，生活态度近乎迷茫，他的情感无论多么真挚，感知无论多么敏锐，总显得有些“单薄”。
唐代文人偏重情感体验，而宋代文人则更注重观察分析，前者关乎情感，后者则关乎理性思维。宋代文人特别重视观察，他们认为观察是理性的体现。简斋曾言：
蛛丝闪夕霁，随处有诗情。（《春雨》）
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曾言：“有时借助简短的诗句，描绘平凡之事，引发孤独之情。低头时感到孤独无伴，抬头时仰望苍穹，无人呼应。”“托言”即借助言辞表达；“短韵”指的是简短的诗篇；“穷迹”指简单的事物；“孤兴”意指孤独的站立；“寂寞”形容诗写得很细腻；“无友”则指诗的内涵不够深邃广泛。陈与义的诗句“蛛丝闪夕霁，随处有诗情”，正是这种“孤独无伴”的意境。晚唐诗人贾岛的诗句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”，出自《送无可上人》，其意境亦然。贾岛对这两句诗情有独钟，曾言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，可见其珍视程度，出自《题诗后》。此类诗作，往往“或托言于短韵，对穷迹而孤兴”。即便“短韵”或“穷迹”被描绘得相当细腻、入木三分，亦无不可，但若这些内容仅是琐碎、局限、浅显、贫乏，实在不足以称道，此类作品只配得上二三流诗人的水准。
此诗即从观来，是理智。若其：
谈馀日亭午，树影一时正。
……
微波喜摇人，小立待其定。
（《夏日集葆真池上》）
此乃更加理智之论，似乎与前述“蛛丝”两句不可同日而语，盖“蛛丝”两句似更偏于感性。然而，我认为“蛛丝”两句实则仍属于观察范畴，而非纯粹的情感表达。若以老杜为例：
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无。
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。
（《倦夜》）
这四句诗，起初给人以感触。“暗飞萤自照”，仿佛在观赏实则是在感受；“蛛丝闪夕霁”这一句非常清晰，所有清晰的事物都源自观察。“暗飞”这一句则流露出一种向往，近似于梦境，这无疑是一种感受，如同陶醉，显得朦胧，并非不清晰。
杜甫的诗歌略显“浑朴”，但其内在的力量却深厚、沉重、宏大，足以令人敬畏。若后人无法达到这种境界，那便是真正的“浑朴”了。这就像老妇人为了独子病重而许下的愿望，虽然带有迷信色彩，但人们不敢嘲笑，甚至不得不表示同情，这正是她那颗厚道、沉重、宽广的心所感动人的地方。杜甫的真诚也是如此，内心真诚，外在亦然。尽管我们可能比杜甫更聪明，但我们的伟大却无法与之相比。“露水凝结成细流，稀疏的星光时隐时现。”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”，四句厚、重、大，不“浑得”。
宋代诗人创作诗歌必以此为范本，而唐代诗人则呈现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朦胧感。宋代诗歌有明显的框架，框架内是诗，框架外则不是诗。唐代诗歌则仿佛是“鬼神之变化”，无法被固定的轮廓所束缚。由此可见，诗歌内部并非不能容纳思想。
宋代的“西昆体”流派，收录在《西昆酬唱集》中，汇集了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等十七位诗人。有人认为“西昆体”完全沿袭了晚唐的风格。晚唐诗歌感觉敏锐，却带有疲惫的韵味，这与西方的唯美主义、颓废主义流派有着相似之处。诗歌中包含“思”（思想）、“觉”（感觉）、“情”（情感）这三个要素（关于这三点，将在之后详细阐述）。晚唐诗歌主要发展了感觉，但“西昆体”所继承的并非仅仅是这一点。这种感觉既属于个人，又具有普遍性，不宜过于独特，亦不宜过于平凡。即便不能成为杰出的作家，拥有这种感觉至少能实现成功。宋代的文人并非都缺乏感觉，但“西昆”那种感觉并非出自己身，而是模仿晚唐，仅这一点，就剥夺了他们作为诗人创造力的资格。
传统势力强大无比，但所有成就卓著的作家都曾突破传统，塑造出独特的风格。退之虽师从工部，却仍保留着个人独特的“爱好”。韩致尧虽师法义山，虽小有成就，亦不容忽视。然而，西昆体在修辞方面亦有其独到之处。自宋以后，众多诗人鲜有能跳出文学修辞的框架。后人的诗歌在思想和情感上虽多承袭前人，却仍能保持诗的形态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文学修辞上仍有独到之处。
西昆体在修辞手法上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善于运用典故。这种手法在应酬性的文字中尤为适宜。固然，这种做法自晚唐时期便已存在，但晚唐时期运用典故主要是将其作为比喻的工具，而创作的诗歌依然表达的是作者自身的感受。然而，到了宋初的西昆体，情况却有所不同，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，并无深意。虽然也可以将其视为比喻，但并非象征，只是表面上相似，如同文字游戏。因此，西昆诗中的用典不过是文字的障碍，而当人们费尽心思去理解这些典故时，最终发现所谓的“内涵”也不过是空洞无物。余之所以作诗而引用典故，主要基于两点：一是自身才华有限，二是出于偷懒的习性。西昆体的创作并无显著创新，不阅读其诗作也不会有所损失。
仁宗初期，堪称宋朝最为安宁的时期，那时涌现出了两位杰出的文学家，分别是苏舜钦的子美和梅尧臣的圣俞。欧阳修对他们极为推崇，这主要是因为欧阳修深感“西昆体”的堕落。梅尧臣和苏舜钦开始不再创作“西昆体”的诗作，这可以称之为“新生”，然而遗憾的是，这种新生并非充满生机（朝气），而是显得生硬。与此同时，苏舜钦和梅尧臣这种生硬的风格，也如同“西昆体”那样，逐渐成为了宋代诗歌的传统特色。宋代诗歌之所以显得生硬，是因为矫枉过正。苏东坡与梅尧臣开创了宋诗的先河，这在诗歌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笔，但若要研究宋诗，却无需专门阅读他们的作品。
此为宋诗萌芽时期。
古人常道“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理的”、“诗歌是用来表达心志的”，因此修习道术的人往往轻视那些学习文学的人（程伊川认为学文学的人是沉迷于玩物而丧失了志向），而专攻诗歌的人又视学道者为虚伪的道学之士——这两种态度如同水火不容，实则都是错误。若道术的起点在于思想，若诗歌的起点在于情感，那么这两者就如同鸟的双翼，缺一不可。世间怎会有思想却缺乏情感的人，或者情感丰富却无思想的人呢？相互轻视正是“我执”的表现，“我执”过于严重。人类既拥有思想和情感，无论这些特质在道德层面还是文学领域展现，都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损害。
修习道术之人，应当以深思熟虑为重，尽量减少情感的干扰，这样看似与诗歌创作有所不同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《论语》开篇便言：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（《学而》）
曰“说”曰“乐”，岂非情感？《论语·雍也》又曰：
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
《论语·述而》则又曰：
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
此即所谓“乐”，若非情感，又是什么？佛经通常以“如是我闻”作为开头，而在结尾部分则常常出现“欢喜奉行”这四个字。无论是人还是非人，不论修行深浅，听者都对之感到愉悦，并愿意遵行。所谓“信”，它代表的是理智，是意志，并非单纯的情感。然而，“信”的根源却来自于“欢喜”，而“欢喜”本身就是一种情感。由此可见，道德修养与情感是密不可分的。
理，亦即哲学或人生观，其根基在于经验与感知。这样的论述方式尚可接受；然而，若其论述趋于传统、说教或批判，则显得不妥。关键在于展现而非仅仅解释。杜甫的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中的第五首诗，便是如此。
浮云连阵没，秋草遍山长。
并非仅仅是阐述道理，其著作所体现的是一种“哀鸣思战斗”的人生态度。在社会中生存的人们，扮演着战士的角色，但他们的生活哲学并非仅仅是教诲或批判。在表达上，他们必须借助景物和情感。由此可以得出，唐代人的说理方式与宋代人有所不同；而且，有些宋代人的说理并不深刻，也不真诚，只是沿袭了传统。
诗人之极致乃成为哲人，而哲人之极致亦为诗人，这表明哲理与诗情在最高层次上达到统一。优秀的诗作蕴含着深刻的哲理，比如魏武、渊明之作，其中“譬如朝露”、“人生几何”等句（出自曹操《短歌行》），宋代诗人作诗时往往侧重于阐述道理，道理虽然可以讲述，但所阐述的道理不可过于浅显；若诗歌严肃且深刻，那么其中完全可以融入道理，阐述哲理，诗情与哲理相得益彰。
人们普遍认为唐诗充满自然之美和真挚情感，而宋诗则显得不够自然，更注重思想表达。若真是如此，为何人们会厚此薄彼？唐诗情感深厚，感知敏锐。提到唐诗，人们首先会想到李白和杜甫，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李白原本是纨绔子弟，行事随意，如云雾般飘忽不定；而老杜则任由情感驱使，生活态度近乎迷茫，他的情感无论多么真挚，感知无论多么敏锐，总显得有些“单薄”。
唐代文人偏重情感体验，而宋代文人则更注重观察分析，前者关乎情感，后者则关乎理性思维。宋代文人特别重视观察，他们认为观察是理性的体现。简斋曾言：
蛛丝闪夕霁，随处有诗情。（《春雨》）
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曾言：“有时借助简短的诗句，描绘平凡之事，引发孤独之情。低头时感到孤独无伴，抬头时仰望苍穹，无人呼应。”“托言”即借助言辞表达；“短韵”指的是简短的诗篇；“穷迹”指简单的事物；“孤兴”意指孤独的站立；“寂寞”形容诗写得很细腻；“无友”则指诗的内涵不够深邃广泛。陈与义的诗句“蛛丝闪夕霁，随处有诗情”，正是这种“孤独无伴”的意境。晚唐诗人贾岛的诗句“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”，出自《送无可上人》，其意境亦然。贾岛对这两句诗情有独钟，曾言“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，可见其珍视程度，出自《题诗后》。此类诗作，往往“或托言于短韵，对穷迹而孤兴”。即便“短韵”或“穷迹”被描绘得相当细腻、入木三分，亦无不可，但若这些内容仅是琐碎、局限、浅显、贫乏，实在不足以称道，此类作品只配得上二三流诗人的水准。
此诗即从观来，是理智。若其：
谈馀日亭午，树影一时正。
……
微波喜摇人，小立待其定。
（《夏日集葆真池上》）
此乃更加理智之论，似乎与前述“蛛丝”两句不可同日而语，盖“蛛丝”两句似更偏于感性。然而，我认为“蛛丝”两句实则仍属于观察范畴，而非纯粹的情感表达。若以老杜为例：
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无。
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。
（《倦夜》）
这四句诗，起初给人以感触。“暗飞萤自照”，仿佛在观赏实则是在感受；“蛛丝闪夕霁”这一句非常清晰，所有清晰的事物都源自观察。“暗飞”这一句则流露出一种向往，近似于梦境，这无疑是一种感受，如同陶醉，显得朦胧，并非不清晰。
杜甫的诗歌略显“浑朴”，但其内在的力量却深厚、沉重、宏大，足以令人敬畏。若后人无法达到这种境界，那便是真正的“浑朴”了。这就像老妇人为了独子病重而许下的愿望，虽然带有迷信色彩，但人们不敢嘲笑，甚至不得不表示同情，这正是她那颗厚道、沉重、宽广的心所感动人的地方。杜甫的真诚也是如此，内心真诚，外在亦然。尽管我们可能比杜甫更聪明，但我们的伟大却无法与之相比。“露水凝结成细流，稀疏的星光时隐时现。”暗飞萤自照，水宿鸟相呼”，四句厚、重、大，不“浑得”。
宋代诗人创作诗歌必以此为范本，而唐代诗人则呈现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朦胧感。宋代诗歌有明显的框架，框架内是诗，框架外则不是诗。唐代诗歌则仿佛是“鬼神之变化”，无法被固定的轮廓所束缚。由此可见，诗歌内部并非不能容纳思想。
宋代的“西昆体”流派，收录在《西昆酬唱集》中，汇集了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等十七位诗人。有人认为“西昆体”完全沿袭了晚唐的风格。晚唐诗歌感觉敏锐，却带有疲惫的韵味，这与西方的唯美主义、颓废主义流派有着相似之处。诗歌中包含“思”（思想）、“觉”（感觉）、“情”（情感）这三个要素（关于这三点，将在之后详细阐述）。晚唐诗歌主要发展了感觉，但“西昆体”所继承的并非仅仅是这一点。这种感觉既属于个人，又具有普遍性，不宜过于独特，亦不宜过于平凡。即便不能成为杰出的作家，拥有这种感觉至少能实现成功。宋代的文人并非都缺乏感觉，但“西昆”那种感觉并非出自己身，而是模仿晚唐，仅这一点，就剥夺了他们作为诗人创造力的资格。
传统势力强大无比，但所有成就卓著的作家都曾突破传统，塑造出独特的风格。退之虽师从工部，却仍保留着个人独特的“爱好”。韩致尧虽师法义山，虽小有成就，亦不容忽视。然而，西昆体在修辞方面亦有其独到之处。自宋以后，众多诗人鲜有能跳出文学修辞的框架。后人的诗歌在思想和情感上虽多承袭前人，却仍能保持诗的形态，这正是因为他们在文学修辞上仍有独到之处。
西昆体在修辞手法上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善于运用典故。这种手法在应酬性的文字中尤为适宜。固然，这种做法自晚唐时期便已存在，但晚唐时期运用典故主要是将其作为比喻的工具，而创作的诗歌依然表达的是作者自身的感受。然而，到了宋初的西昆体，情况却有所不同，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，并无深意。虽然也可以将其视为比喻，但并非象征，只是表面上相似，如同文字游戏。因此，西昆诗中的用典不过是文字的障碍，而当人们费尽心思去理解这些典故时，最终发现所谓的“内涵”也不过是空洞无物。余之所以作诗而引用典故，主要基于两点：一是自身才华有限，二是出于偷懒的习性。西昆体的创作并无显著创新，不阅读其诗作也不会有所损失。
仁宗初期，堪称宋朝最为安宁的时期，那时涌现出了两位杰出的文学家，分别是苏舜钦的子美和梅尧臣的圣俞。欧阳修对他们极为推崇，这主要是因为欧阳修深感“西昆体”的堕落。梅尧臣和苏舜钦开始不再创作“西昆体”的诗作，这可以称之为“新生”，然而遗憾的是，这种新生并非充满生机（朝气），而是显得生硬。与此同时，苏舜钦和梅尧臣这种生硬的风格，也如同“西昆体”那样，逐渐成为了宋代诗歌的传统特色。宋代诗歌之所以显得生硬，是因为矫枉过正。苏东坡与梅尧臣开创了宋诗的先河，这在诗歌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笔，但若要研究宋诗，却无需专门阅读他们的作品。
此为宋诗萌芽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