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九云梦这一东亚文化遗产，研究者该如何整理介绍？,禅城旅游网站建设
栏目：网络营销 发布时间：2025-07-14
朝鲜古典小说《九云梦》今天该怎么读？ 邵毅平 我认为，对于《九云梦》这一东亚文化的珍贵财富，以及对于广大热情的读者群体，研究者们应当致力于细致的整理 ... 面对九云梦这一东亚文化遗产，研究者该如何整理介绍？
朝鲜古典小说《九云梦》今天该怎么读？
邵毅平
我认为，对于《九云梦》这一东亚文化的珍贵财富，以及对于广大热情的读者群体，研究者们应当致力于细致的整理、全面的介绍以及恰当的引导。实现这一目标（尤其是针对汉文本的版本），需要古典小说研究者和韩国文学研究者的跨学科协作，若中韩两国学者能够携手合作，则效果更佳。
首先需进行细致的整理，这项工作主要涉及“校对”环节。目前国内出版的诸多版本，尚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。一个优秀的整理版本，首要任务是精选底本，汇集多种版本进行校对，择优采纳，并详细记录校对过程。特别是像《九云梦》这类小说，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，抄写者在不知情或有意为之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文字，导致异文众多且复杂，因此亟需进行严谨的校勘工作。
然而，在中国，长久以来，人们习惯依据“经史子集”的排列顺序来衡量校勘工作的严谨性，而小说在这方面则不被重视。即便是在现代，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，人们开始关注古典小说的校勘，但实际上，这种关注依然是以各部小说的“地位”为依据，实行差别化的对待。《红楼梦》的校对工作可以做到非常细致，校对记录详尽无遗；然而，那些地位不及《红楼梦》的古典小说，校对则可以相对宽松，甚至可以不制作校对记录。在这种惯例下，若要《九云梦》获得严谨的校对，研究者必须首先深刻认识到其价值，并明确它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。
其次是详尽的阐述，这主要涉及“释”的环节。所谓的“释”，并不仅仅是查阅词典、标注读音那么简单，还需要深入到位。不妨举几个例子。
例如，《九云梦》的开篇第一回中便有“天下名山共有五座”的说法（쳔하 명샨이 다셧시잇스니），将我国的著名山脉称作“天下”之山。不论韩国或日本的读者有何反应，暂且不论，至少我国的读者（比如我班上的学生）往往对此习以为常，轻易地略过不究。然而，若细观西方人的翻译，便会让人猛然醒悟——这个“天下”实际上存在着不少问题！1922年，在韩国居住了三十年的加拿大传教士奇一（James Gale，生于1863年，逝于1937年），将《九云梦》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，并将其命名为“九个人的云彩梦”（The Cloud Dream of the Nine）。在翻译的开篇，他将原文中的“天下”一词译为“East Asia”（东亚），而非通常的“world”（世界）。半个多世纪之后，到了1974年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英译本。这个译本是由在韩国居住了二十年的大田教区主教卢大荣（Rutt）所翻译的，书名被定为“九朵云彩的梦”（A Nine Cloud Dream）。在译本的起始句中，“The five of China”这一表述，将“天下”这一概念翻译为了“China”（中国），并且这一翻译既不采用“world”（世界），也不选择“East Asia”（东亚）。2013年面世的圣普莉法文译作《九个人的云彩梦》（Le Rêve Nuage des neuf），基于九十多年前奇一的英文版本进行转译，却将“天下”这一词汇翻译成了“远东”（Extrême）。然而，金万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“西崽”，他又怎会自视为“远东”的一员呢？
这些“每况愈下”的译法，或许会让中国读者感到震惊，它们揭示了一个事实：“天下”早已经历了朝代的更迭！可以说，东西方“世界观”的分歧，从古至今东亚历史的巨大变迁，“中华主义”的兴衰，中韩两国关系的亲疏变化……这一切都被浓缩在这句翻译之中。这两个英文译本和一个法文译本的翻译，完全忽略了“天下”一词的真正含义，强行将其与西方人的世界观相融合，这种做法恰好暴露了译者自大的态度（或许还源于他们的无知），同时也让西方读者错过了认识东亚传统天下观念的良机。
相较之下，2004年发行的帕克夫妇（John et ève T. Park）所翻译的“九朵云彩的梦”（Le songe des neuf）版本处理得更为得当，该版本将“天下”直接译为“天底下”（sous le ciel），并在注释中解释道：“‘天下’，意指‘天底下’，即中国。”我国古代先贤认为，大地呈方形，苍穹为圆形，宛如一座巨大的穹顶。宇宙之上，由上帝掌管，其居所位于九天之上。我们所见的苍穹之下，是一片被称作“鲜花盛开的中央”或“中央之国”的土地，这是一片被周边蛮夷部落环绕的文明区域。这个注释设计得非常巧妙恰当，用“鲜花盛开的中心”来寓意“中华”，确实令人眼前一亮，充满了法兰西式的浪漫气息。
2019年面世的第四个英文译本《九朵云彩的梦》，由出生于平壤的美国作家凡克（Heinz Insu Fenkl）执笔，尽管这不过是对卢大荣译本的简单改编，但他在翻译“天下”一词时，与卢大荣的版本有所不同，将“天下”译为“天底下”，并在注释中解释道：“在帝制中国的观念中，自认位居世界中心，皇帝的宝座象征着‘天’在‘地’（Earth）上的映射。”尽管注释未能如法译本那般充满诗意，但依旧透露出与法译本相近的情感态度。
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两个最近的案例似乎具有象征意义，预示着西方人开始降低姿态，直面并接纳中国的“天下观”，以及东亚的悠久传统文化。
有趣的是，在卢大荣的英译本问世的同时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也完成了第三个英译本，其译名《九云梦》与卢大荣的译本相近，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“天下”这一概念翻译为“world”，这表明现代韩国人对“天下”这一概念并无任何陌生感。我所观察到的五个日文译本，在处理这一句时，均完整保留了“天下”这一词汇，并未进行任何翻译或加以阐释。朝鲜研究会的译本将其表述为“世界著名山脉中，有五座”，岛中雄三的译本则是“自古以来，被视作天下五大名山”，洪相圭的译本译为“天下享有盛名的山共有五座”，宇野秀弥的试译本说“天下著名的五座山”，鸿农映二的选译本则是“天下有五座名山”，诸如此类。这表明日本读者对“天下”概念的理解与中韩读者相近，共享着类似的世界观。再者，鉴于这些翻译作品贯穿了整个20世纪，这一现象显得尤为引人深思。个人认为，东亚地区未来的统一重组，以及东亚文化的未来复兴，都依赖于这种相似的世界观。
因此，对于现今的读者而言，探讨古今的“天下观”，并参照不同语言的译本进行解读，这样的做法显然并非没有价值。
又如，小说中杨少游被设定为“楚人”，这并非巧合。自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以来，朝鲜文人鲜少有机会重返江南，因此对“江南”始终怀有向往之情。在清初的近百年里，朝鲜文人认为“胡人”统治中原，而江南依旧保留着汉文化的正宗，这使得他们对江南的向往愈发浓厚。金万重所处的时代背景，使得他将杨少游塑造为“楚人”形象。类似的做法，在众多朝鲜文人的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体现，他们常常将故事背景置于江南之地。同时，清朝皇室亦对江南的风景和人文情有独钟，这种崇尚影响了朝鲜文人。而且，朝鲜文人对于江南的向往，有时也受到了越南文人所散发的诱惑。越南北部地区一路向北方延伸，亲身见证了江南的风光，抵达北京后，又时常在朝鲜文士面前炫耀，这样的行为使得他们对江南的向往愈发强烈。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，实则也能唤起读者对江南风情的关注。
第二回中，杨少游踏上京城赶考之路，他告别了母亲，仅凭三尺书童的身份，骑着一匹瘦弱的驴子，沿着道路前行。他眼中千里之路仿佛近在咫尺，连续多日行进，终于抵达了华州华阴县，此时距离长安城已不再遥远。这段描述看似无懈可击，然而深入思考后，疑虑便产生了：从楚地（杨少游的故乡淮南道寿州，位于现今安徽淮南市寿县附近）至秦地（今陕西），相隔如此遥远的路程，却仅仅用“行累日”来形容，似乎“距长安已不远”，甚至“视千里如咫尺”；再观其所采用的交通工具，竟然只是一匹蹇驴——这实在显得极不相称！唐僧玄奘西行求取真经，归国后撰写了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书中所载路程长度十分精确，传闻这是因为其所乘“蹇驴”每日可行二十里，其行进速度与距离可按日来计算。以玄奘的经历为参照，若杨少游亦骑“蹇驴”出行，他又怎能实现“行累日”直至“长安已不远”的目标呢？恐怕至少需要数月时光方能接近。正如东方朔在《七谏·谬谏》中所言：“驾驭蹇驴却无良策，又怎能走到路的尽头。”杨少游虽然并非毫无对策，然而“蹇驴”终究只是“蹇驴”，它绝不是绿皮火车（即普通火车）那样的存在。
这样的叙述之所以出现，与作者身为朝鲜文人身份紧密相关。一方面，朝鲜文人虽然对中国充满向往，对中国的大好河山赞不绝口，但大多数人都未曾亲临其境，因此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直观的概念和感受，这使得他们的想象往往与实际脱节。另一方面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驴的数量就很少，因此驴被视为珍贵之物，与中国的驴地位相反，朝鲜半岛的驴价格昂贵，普通百姓难以骑乘。李圭景（1688—1750 后）曾言：“在东边，只有士大夫阶层才会乘坐骡驴，因此地位较低的人不敢骑用。至于驴，虽然名义上是武将的坐骑，实际上却无人敢骑，由此可见其珍贵。而在我国，人们却认为驴是低贱的品种，只有贫穷的学生、地位低下的人以及女性才会骑乘。”由于驴子数量稀少且价格昂贵，在朝鲜文人心中，“蹇驴”的潜能可能被过分夸大，他们误以为其能力与骏马不相上下，甚至能与西班牙拉曼查地区的名驹“驽骍难得”相媲美，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，才有了前述的描述。假如作者是中国人，那么他可能会用骏马代替蹇驴，这样的叙述便会显得合乎情理。
在小说中，“蹇驴”所承载的寓意远不止于此。比如在第三回中，杨少游抵达洛阳天津桥头的酒楼，那里正值“金鞍骏马充斥街道”的繁华景象，他却选择“骑驴进入楼中”——在众多骏马之中，一匹蹇驴显得格外突出，就好比在豪华轿车车队中突然出现一辆电动车，两者之间的对比显得格外鲜明。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描述，主要在于朝鲜文人心中，“蹇驴”被视为风度翩翩的文人象征，而“骏马”则代表着追逐财富的豪族。这种对“蹇驴”与“骏马”的对比观念，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。唐代诗人孟浩然因雪地骑驴的形象而闻名，宋代诗人陆游也有“细雨中骑驴进入剑门”的记载，因此朝鲜诗人李匡德（1690—1748）感慨道：“我宛如诗人孟浩然，即便小驴行走艰难，心中仍充满怜爱。”故而，“骏马”群中若有一头“蹇驴”，并非意在表明杨少游家境贫寒，实则是为了彰显他的非凡才情。
这些区域实际上充分展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底蕴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，其中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，因此我们不可草率浏览，而应细致地加以解读，以便为读者在阅读理解上提供便利。
最终，提供恰当的指引至关重要，这主要涉及“解题”环节。众多文化上的、时代的差异，都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迷茫，这些问题均需由研究者进行深入分析和恰当引导。
尽管《九云梦》在咱们国家颇受欢迎，但许多读者，尤其是众多女性读者，对书中的那一段一男八女的故事似乎不太能接受。在网上，我们经常能见到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的粉丝们，在读完《九云梦》后表达出他们的失望之情：“这不就是一部讲述一个男人与八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吗！”“就内容而言，男主角似乎无所不能，不仅高中状元，还是文武双全，而且还有八个妻子。”韦小宝的贪心程度似乎已经让人难以置信，然而杨少游的贪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甚至还能戴着名士大儒的假面具。他的八个妻子中，既有国朝的公主，也有名门望族的千金，还有青楼中的红颜佳人，甚至还有风尘中的侠客。然而，她们每个人似乎都没有自己的个性，尤其是那位出自名门的郑姑娘，她的矫情程度更是达到了极致。不过，这样的情节在类似小说中并不少见，女性角色往往被设定得较为刻板，对于这本小说，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。我特别想探讨的是，中国男性（东方男性）心中的幻想症候。他们渴望获得功名利禄，希望妻妾成群，封妻荫子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们追求的正室不止一位，而是两位，分别被称为左右夫人，她们之间互相谦让，以姐妹相称，甚至不会产生嫉妒之心。我非常好奇，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基础究竟是什么？中国女性的幻想世界在古代小说中难以寻觅，或许只有阅读现代女性创作的作品，才能窥见一斑。”（相关评论可见“豆瓣读书”网《九云梦》页面）
然而，当我们回顾到朝鲜时代，《九云梦》在闺阁之中颇受欢迎，深受众多女性读者的喜爱，金万重的母亲亦是其中之一。正如李縡（1680—1746）在其《三官记》中的“耳官上”所述：
有关于《九云梦》的传闻，据说是西浦所著，其核心思想是将功名利禄视为一场春梦，旨在抚慰大夫人内心的忧虑。这部作品在闺阁中广为流传，我自幼便常听闻其内容。该书借鉴了释迦牟尼的寓言，同时蕴含着楚辞的余韵。
《九云梦》在闺阁中广为流传，据此推测，朝鲜时代的女性读者应当能够认同这部小说的情节，尤其是对那男子与八位女子之间的故事。该小说拥有众多谚文版本，使得女性读者阅读起来更为便捷，这或许是其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然而，我们认为，小说中蕴含的女性之声，才是激发当时女性读者共鸣的关键所在。在第十回《杨元帅偷闲叩禅扉 兰公主微服访闺秀》中，兰阳公主曾言：
常自叹息，言道：“男子行走天下，结交良友，既能相互切磋，又能得到警示；然而女子除了家中的仆役，别无他途可以结识他人，求助于谁，向谁请教呢？”不禁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感到遗憾！
又如同回郑小姐说的：
姐姐传授的教诲，正是小妹内心深处长久积累的智慧。身为闺阁女子，行动受限，视听受限，原本对浩瀚的沧海、飘渺的巫山云彩、狭隘的志向和偏颇的见识一无所知，这原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？
在这方面，法译者之一圣普莉的看法，也许是值得我们参考的：
邵毅平
我认为，对于《九云梦》这一东亚文化的珍贵财富，以及对于广大热情的读者群体，研究者们应当致力于细致的整理、全面的介绍以及恰当的引导。实现这一目标（尤其是针对汉文本的版本），需要古典小说研究者和韩国文学研究者的跨学科协作，若中韩两国学者能够携手合作，则效果更佳。
首先需进行细致的整理，这项工作主要涉及“校对”环节。目前国内出版的诸多版本，尚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。一个优秀的整理版本，首要任务是精选底本，汇集多种版本进行校对，择优采纳，并详细记录校对过程。特别是像《九云梦》这类小说，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，抄写者在不知情或有意为之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改文字，导致异文众多且复杂，因此亟需进行严谨的校勘工作。
然而，在中国，长久以来，人们习惯依据“经史子集”的排列顺序来衡量校勘工作的严谨性，而小说在这方面则不被重视。即便是在现代，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，人们开始关注古典小说的校勘，但实际上，这种关注依然是以各部小说的“地位”为依据，实行差别化的对待。《红楼梦》的校对工作可以做到非常细致，校对记录详尽无遗；然而，那些地位不及《红楼梦》的古典小说，校对则可以相对宽松，甚至可以不制作校对记录。在这种惯例下，若要《九云梦》获得严谨的校对，研究者必须首先深刻认识到其价值，并明确它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。
其次是详尽的阐述，这主要涉及“释”的环节。所谓的“释”，并不仅仅是查阅词典、标注读音那么简单，还需要深入到位。不妨举几个例子。
例如，《九云梦》的开篇第一回中便有“天下名山共有五座”的说法（쳔하 명샨이 다셧시잇스니），将我国的著名山脉称作“天下”之山。不论韩国或日本的读者有何反应，暂且不论，至少我国的读者（比如我班上的学生）往往对此习以为常，轻易地略过不究。然而，若细观西方人的翻译，便会让人猛然醒悟——这个“天下”实际上存在着不少问题！1922年，在韩国居住了三十年的加拿大传教士奇一（James Gale，生于1863年，逝于1937年），将《九云梦》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，并将其命名为“九个人的云彩梦”（The Cloud Dream of the Nine）。在翻译的开篇，他将原文中的“天下”一词译为“East Asia”（东亚），而非通常的“world”（世界）。半个多世纪之后，到了1974年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英译本。这个译本是由在韩国居住了二十年的大田教区主教卢大荣（Rutt）所翻译的，书名被定为“九朵云彩的梦”（A Nine Cloud Dream）。在译本的起始句中，“The five of China”这一表述，将“天下”这一概念翻译为了“China”（中国），并且这一翻译既不采用“world”（世界），也不选择“East Asia”（东亚）。2013年面世的圣普莉法文译作《九个人的云彩梦》（Le Rêve Nuage des neuf），基于九十多年前奇一的英文版本进行转译，却将“天下”这一词汇翻译成了“远东”（Extrême）。然而，金万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“西崽”，他又怎会自视为“远东”的一员呢？
这些“每况愈下”的译法，或许会让中国读者感到震惊，它们揭示了一个事实：“天下”早已经历了朝代的更迭！可以说，东西方“世界观”的分歧，从古至今东亚历史的巨大变迁，“中华主义”的兴衰，中韩两国关系的亲疏变化……这一切都被浓缩在这句翻译之中。这两个英文译本和一个法文译本的翻译，完全忽略了“天下”一词的真正含义，强行将其与西方人的世界观相融合，这种做法恰好暴露了译者自大的态度（或许还源于他们的无知），同时也让西方读者错过了认识东亚传统天下观念的良机。
相较之下，2004年发行的帕克夫妇（John et ève T. Park）所翻译的“九朵云彩的梦”（Le songe des neuf）版本处理得更为得当，该版本将“天下”直接译为“天底下”（sous le ciel），并在注释中解释道：“‘天下’，意指‘天底下’，即中国。”我国古代先贤认为，大地呈方形，苍穹为圆形，宛如一座巨大的穹顶。宇宙之上，由上帝掌管，其居所位于九天之上。我们所见的苍穹之下，是一片被称作“鲜花盛开的中央”或“中央之国”的土地，这是一片被周边蛮夷部落环绕的文明区域。这个注释设计得非常巧妙恰当，用“鲜花盛开的中心”来寓意“中华”，确实令人眼前一亮，充满了法兰西式的浪漫气息。
2019年面世的第四个英文译本《九朵云彩的梦》，由出生于平壤的美国作家凡克（Heinz Insu Fenkl）执笔，尽管这不过是对卢大荣译本的简单改编，但他在翻译“天下”一词时，与卢大荣的版本有所不同，将“天下”译为“天底下”，并在注释中解释道：“在帝制中国的观念中，自认位居世界中心，皇帝的宝座象征着‘天’在‘地’（Earth）上的映射。”尽管注释未能如法译本那般充满诗意，但依旧透露出与法译本相近的情感态度。
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两个最近的案例似乎具有象征意义，预示着西方人开始降低姿态，直面并接纳中国的“天下观”，以及东亚的悠久传统文化。
有趣的是，在卢大荣的英译本问世的同时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也完成了第三个英译本，其译名《九云梦》与卢大荣的译本相近，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“天下”这一概念翻译为“world”，这表明现代韩国人对“天下”这一概念并无任何陌生感。我所观察到的五个日文译本，在处理这一句时，均完整保留了“天下”这一词汇，并未进行任何翻译或加以阐释。朝鲜研究会的译本将其表述为“世界著名山脉中，有五座”，岛中雄三的译本则是“自古以来，被视作天下五大名山”，洪相圭的译本译为“天下享有盛名的山共有五座”，宇野秀弥的试译本说“天下著名的五座山”，鸿农映二的选译本则是“天下有五座名山”，诸如此类。这表明日本读者对“天下”概念的理解与中韩读者相近，共享着类似的世界观。再者，鉴于这些翻译作品贯穿了整个20世纪，这一现象显得尤为引人深思。个人认为，东亚地区未来的统一重组，以及东亚文化的未来复兴，都依赖于这种相似的世界观。
因此，对于现今的读者而言，探讨古今的“天下观”，并参照不同语言的译本进行解读，这样的做法显然并非没有价值。
又如，小说中杨少游被设定为“楚人”，这并非巧合。自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以来，朝鲜文人鲜少有机会重返江南，因此对“江南”始终怀有向往之情。在清初的近百年里，朝鲜文人认为“胡人”统治中原，而江南依旧保留着汉文化的正宗，这使得他们对江南的向往愈发浓厚。金万重所处的时代背景，使得他将杨少游塑造为“楚人”形象。类似的做法，在众多朝鲜文人的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体现，他们常常将故事背景置于江南之地。同时，清朝皇室亦对江南的风景和人文情有独钟，这种崇尚影响了朝鲜文人。而且，朝鲜文人对于江南的向往，有时也受到了越南文人所散发的诱惑。越南北部地区一路向北方延伸，亲身见证了江南的风光，抵达北京后，又时常在朝鲜文士面前炫耀，这样的行为使得他们对江南的向往愈发强烈。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，实则也能唤起读者对江南风情的关注。
第二回中，杨少游踏上京城赶考之路，他告别了母亲，仅凭三尺书童的身份，骑着一匹瘦弱的驴子，沿着道路前行。他眼中千里之路仿佛近在咫尺，连续多日行进，终于抵达了华州华阴县，此时距离长安城已不再遥远。这段描述看似无懈可击，然而深入思考后，疑虑便产生了：从楚地（杨少游的故乡淮南道寿州，位于现今安徽淮南市寿县附近）至秦地（今陕西），相隔如此遥远的路程，却仅仅用“行累日”来形容，似乎“距长安已不远”，甚至“视千里如咫尺”；再观其所采用的交通工具，竟然只是一匹蹇驴——这实在显得极不相称！唐僧玄奘西行求取真经，归国后撰写了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书中所载路程长度十分精确，传闻这是因为其所乘“蹇驴”每日可行二十里，其行进速度与距离可按日来计算。以玄奘的经历为参照，若杨少游亦骑“蹇驴”出行，他又怎能实现“行累日”直至“长安已不远”的目标呢？恐怕至少需要数月时光方能接近。正如东方朔在《七谏·谬谏》中所言：“驾驭蹇驴却无良策，又怎能走到路的尽头。”杨少游虽然并非毫无对策，然而“蹇驴”终究只是“蹇驴”，它绝不是绿皮火车（即普通火车）那样的存在。
这样的叙述之所以出现，与作者身为朝鲜文人身份紧密相关。一方面，朝鲜文人虽然对中国充满向往，对中国的大好河山赞不绝口，但大多数人都未曾亲临其境，因此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直观的概念和感受，这使得他们的想象往往与实际脱节。另一方面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驴的数量就很少，因此驴被视为珍贵之物，与中国的驴地位相反，朝鲜半岛的驴价格昂贵，普通百姓难以骑乘。李圭景（1688—1750 后）曾言：“在东边，只有士大夫阶层才会乘坐骡驴，因此地位较低的人不敢骑用。至于驴，虽然名义上是武将的坐骑，实际上却无人敢骑，由此可见其珍贵。而在我国，人们却认为驴是低贱的品种，只有贫穷的学生、地位低下的人以及女性才会骑乘。”由于驴子数量稀少且价格昂贵，在朝鲜文人心中，“蹇驴”的潜能可能被过分夸大，他们误以为其能力与骏马不相上下，甚至能与西班牙拉曼查地区的名驹“驽骍难得”相媲美，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，才有了前述的描述。假如作者是中国人，那么他可能会用骏马代替蹇驴，这样的叙述便会显得合乎情理。
在小说中，“蹇驴”所承载的寓意远不止于此。比如在第三回中，杨少游抵达洛阳天津桥头的酒楼，那里正值“金鞍骏马充斥街道”的繁华景象，他却选择“骑驴进入楼中”——在众多骏马之中，一匹蹇驴显得格外突出，就好比在豪华轿车车队中突然出现一辆电动车，两者之间的对比显得格外鲜明。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描述，主要在于朝鲜文人心中，“蹇驴”被视为风度翩翩的文人象征，而“骏马”则代表着追逐财富的豪族。这种对“蹇驴”与“骏马”的对比观念，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。唐代诗人孟浩然因雪地骑驴的形象而闻名，宋代诗人陆游也有“细雨中骑驴进入剑门”的记载，因此朝鲜诗人李匡德（1690—1748）感慨道：“我宛如诗人孟浩然，即便小驴行走艰难，心中仍充满怜爱。”故而，“骏马”群中若有一头“蹇驴”，并非意在表明杨少游家境贫寒，实则是为了彰显他的非凡才情。
这些区域实际上充分展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底蕴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，其中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，因此我们不可草率浏览，而应细致地加以解读，以便为读者在阅读理解上提供便利。
最终，提供恰当的指引至关重要，这主要涉及“解题”环节。众多文化上的、时代的差异，都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迷茫，这些问题均需由研究者进行深入分析和恰当引导。
尽管《九云梦》在咱们国家颇受欢迎，但许多读者，尤其是众多女性读者，对书中的那一段一男八女的故事似乎不太能接受。在网上，我们经常能见到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的粉丝们，在读完《九云梦》后表达出他们的失望之情：“这不就是一部讲述一个男人与八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吗！”“就内容而言，男主角似乎无所不能，不仅高中状元，还是文武双全，而且还有八个妻子。”韦小宝的贪心程度似乎已经让人难以置信，然而杨少游的贪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甚至还能戴着名士大儒的假面具。他的八个妻子中，既有国朝的公主，也有名门望族的千金，还有青楼中的红颜佳人，甚至还有风尘中的侠客。然而，她们每个人似乎都没有自己的个性，尤其是那位出自名门的郑姑娘，她的矫情程度更是达到了极致。不过，这样的情节在类似小说中并不少见，女性角色往往被设定得较为刻板，对于这本小说，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。我特别想探讨的是，中国男性（东方男性）心中的幻想症候。他们渴望获得功名利禄，希望妻妾成群，封妻荫子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们追求的正室不止一位，而是两位，分别被称为左右夫人，她们之间互相谦让，以姐妹相称，甚至不会产生嫉妒之心。我非常好奇，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基础究竟是什么？中国女性的幻想世界在古代小说中难以寻觅，或许只有阅读现代女性创作的作品，才能窥见一斑。”（相关评论可见“豆瓣读书”网《九云梦》页面）
然而，当我们回顾到朝鲜时代，《九云梦》在闺阁之中颇受欢迎，深受众多女性读者的喜爱，金万重的母亲亦是其中之一。正如李縡（1680—1746）在其《三官记》中的“耳官上”所述：
有关于《九云梦》的传闻，据说是西浦所著，其核心思想是将功名利禄视为一场春梦，旨在抚慰大夫人内心的忧虑。这部作品在闺阁中广为流传，我自幼便常听闻其内容。该书借鉴了释迦牟尼的寓言，同时蕴含着楚辞的余韵。
《九云梦》在闺阁中广为流传，据此推测，朝鲜时代的女性读者应当能够认同这部小说的情节，尤其是对那男子与八位女子之间的故事。该小说拥有众多谚文版本，使得女性读者阅读起来更为便捷，这或许是其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然而，我们认为，小说中蕴含的女性之声，才是激发当时女性读者共鸣的关键所在。在第十回《杨元帅偷闲叩禅扉 兰公主微服访闺秀》中，兰阳公主曾言：
常自叹息，言道：“男子行走天下，结交良友，既能相互切磋，又能得到警示；然而女子除了家中的仆役，别无他途可以结识他人，求助于谁，向谁请教呢？”不禁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感到遗憾！
又如同回郑小姐说的：
姐姐传授的教诲，正是小妹内心深处长久积累的智慧。身为闺阁女子，行动受限，视听受限，原本对浩瀚的沧海、飘渺的巫山云彩、狭隘的志向和偏颇的见识一无所知，这原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？
在这方面，法译者之一圣普莉的看法，也许是值得我们参考的：